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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之城的激情
2016-07-07 07:55 作者:蔡天新 來源:《中國民族》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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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一座神奇而美麗的城市,建造于山海之間,有著厚重的文化底蘊,被譽為“天使之城”。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賽,又一次點燃這座城市的激情。

 

飛越亞馬遜流域

大概是因為里約熱內盧風光旖旎,位居美國《國家地理》雜志評選出的10座“一生中最值得一游的城市”之列,印巴(IMPA,巴西純粹數學與應用數學研究所)才吸引了全世界的數學天才來做訪問學者。所以,我初次到巴西,既不是以旅游者身份也不是以球迷身份,而是作為一個中國數學家去參加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世界數學家大會。

巴西,葡萄牙文和英文名字分別為Brasil和Brazil,原意是產于東方的一種紅木。這兩個詞雖然容易混淆,在拉丁語系里發音卻沒有什么區別。我對巴西的渴慕和向往,可以追溯到少年時代。我反復觀看了根據英國作家托馬斯· 哈代小說改編的電影《苔絲》。印象最深的是接近片尾的一句臺詞, “又夢見巴西啦?”出自那位誘奸苔絲姑娘的少爺亞歷克之口。此時苔絲仍然愛著的情人安吉爾結束了在巴西的多年游蕩, 剛好在那天早晨回來找她。苔絲突然萌生了殺意, 她在與安吉爾私奔的途中被捕, 隨后被處以極刑。自那以后,巴西在我心目中便成了神秘國度的同義語。

那年的一個黃昏,我懷里揣黃色的巴西簽證,到機場那帶有八角形標志的Varig登機門,這是巴西也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航空公司。旁邊阿維揚卡的候機室里有一個懷抱嬰孩的日本女子,我們用西班牙語聊了一會,我被告之有許多日本人在南美經商或承包農場。這位女子的丈夫就在利馬辦廠,她來波哥大是為了看望昔日的閨中女友。我們都知道秘魯曾任總統藤森就是日裔秘魯人。在德國人差不多放棄了南美市場以后,日本人在這個大陸的影響力超過了其他任何地區,豐田杯足球賽的舉辦就是一個旁證。

波音飛機準時升空,燈火通明的波哥大盡收眼底,昏黃的路燈下密密麻麻的汽車像螞蟻一樣緩緩移動。很快,我們陷入一片黑暗,到達四季炎熱的熱帶平原。再往前,便是種植古柯葉的南方諸省,縱橫交錯的河流全都匯入亞馬遜河。我和鄰座的意大利人皮埃羅聊了起來,他是皮衣推銷商。在南美洲,除了靠近南極的阿根廷和智利,大多數皮革產品只有少數幾座高海拔的城市才有顧客,波哥大和厄瓜多爾的基多、玻利維亞的拉巴斯是皮埃羅的3個主要商業點,他去巴西當然是為了度假。這是我第一次用西班牙語和意大利人交流。在我的要求之下,皮埃羅減慢速度說母語,果然我基本上能夠聽懂。這使我對巴西的短暫生活更為憧憬了。力維和里約的一位老同學都曾告訴我,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發音非常接近。

大約50分鐘以后,激動人心的時刻來臨,飛機穿越赤道線,進入到亞馬遜特區。亞馬遜河發源于秘魯安第斯山脈,距離太平洋只有百余公里。它的一千多條支流則來自南美洲北部的8個國家,以這條河流命名的還有巴西、委內瑞拉的兩個州和秘魯的一個省份。大約一刻鐘以后,我們在盛產西印度桃花心木的卡克塔河流域進入了巴西領空。在那一瞬間我的頭腦里閃出一個古怪的念頭,即使現在飛機失事,我這一生也算沒有白過。

不一會兒,皮埃羅打開手提電腦,熒屏上出現了亞馬遜網上書店的主頁。他在看兒童類暢銷書的排行榜。在亞馬遜河流域上空瀏覽亞馬遜書店,無疑是一項有趣的經歷。

就在我半夢半醒之間,東方露出了曙光,飛機平穩地降落在南半球最大的城市——圣保羅國際機場。作為南美的航空樞紐,圣保羅機場是一個高度現代化的空港。我暫時忍住內心的渴望,推遲和這片土地的親密接觸。在候機大廳等候了兩個小時以后,我換乘一架早班飛機去里約熱內盧,400多公里的距離只需半個小時,卻讓我飽覽了迷人的海岸風光。飛機升空沒多久,就到了巴西第一大港——桑托斯,這座美麗的小鎮也是球王貝利的第二故鄉。他在桑托斯俱樂部效力了18年,在他的率領下,該俱樂部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連續兩次奪得南美解放者杯。由于巴西總統的極力挽留,貝利未能像后來的同胞那樣去歐洲展示技藝,但他在瑞典世界杯上已留給世人不可磨滅的記憶。有趣的是,“Pele”只是外號,它在希伯來語里的意思是“奇跡”,而球王的本名納西門托和他的出生地、距離桑托斯500公里的內陸小鎮特雷斯科拉索內斯卻鮮為人知。

桑托斯也是浪跡天涯的美國女詩人伊麗莎白·畢曉普首次抵達南美的地方。上個世紀50年代的一個冬天,40歲的伊麗莎白在紐約登上一艘小貨船,開始了漫無目的的旅行。她只是想通過海上的航行減緩積郁在心頭的痛苦。若不是遇到一位蹲過大牢的布林小姐,她本人又突然生了一場大病,是不會在巴西居留下來的。

離開桑托斯以后,飛機沿著藍色的海岸線向東偏北方向移動,不斷有山脈伸入水中,形成小小的半島或真正的島嶼。圍繞著砂巖或花崗巖的細軟沙灘邊緣上長著椰子樹,或是深色的森林,有的被高達1000多米的山峰攔截,惟有從海上才能抵達。正是沿著這條美景如畫、如夢如幻的海岸線,我飛臨了上帝的杰作:里約熱內盧的懷抱——瓜那巴拉灣。

 

瓜納巴拉灣

雖說7月下旬是南半球的隆冬時節,里約熱內盧的天氣仍然像初夏一樣美好。上午9點正,我乘坐的班機從圣保羅飛抵曼吉紐斯國際機場,它剛好位于瓜納巴拉灣西側。

瓜納巴拉這個名字聽起來像一種熱帶水果。在飛機盤旋著下降的時候,我俯身從窗戶里看見了海灣,藍色浩淼的水波見不到盡頭,可以想象它的深度,需要一座大橋連接對岸的城市尼泰羅伊。難怪500多年前的那個元旦,航海家韋斯普奇率先來到此地時,誤以為是一條大河的出口,因此命名為“Rio de Janeiro ”,意思是“一月的河”,巴西人稱之為“Rio”。在米開朗基羅的傳記影片里,我注意到這么一個細節,當美迪奇家族的信使來報,曾是他家雇員的韋斯普奇抵達巴西這條喜訊時,米開朗琪羅剛剛接到《大衛》的訂單不久。

印巴的一位司機舉著牌子在迎賓大廳里等候。他和幾乎所有的外國人一樣,發不出CAI的音,而管我叫KAI,接近于“楷”字。車上已有兩位墨西哥城來的幾何學家,我來不及欣賞眼前的五彩人流,便被引導到座位上。汽車沿著海濱公路向南行駛,微熱的空氣從敞開的窗戶吹進來,我一邊欣賞著路邊的熱帶植物,一邊聽著后座上的兩位同行和司機聊天。他們來自高原,墨西哥城的海拔雖然不及波哥大,但比麥德林要高出800多米,現在一下子來到海平面,景象大不相同,興奮之情溢于言表。

早就聽說,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相差無幾。果真如此,我發現地圖上和道路兩旁的那些常用名詞,很多和西班牙語里的一樣。最令我感到親切的是,葡語里有一個和西語一樣的形容詞,“simpatico”(如果是女性,以a結尾),它的含義非常豐富,包括一系列社會特質和個性,如友善、好心、有趣、易于相處,等等。這個詞很有用,遺憾的是在英文和漢語里沒有相應的語匯。

大約20分鐘以后,我們路過里約港,并在那里告別了瓜納巴拉灣,進入到喧鬧的市區。雖說巴西人以懶散著稱,但他們開起車來卻飛快,包括長辮子的公共汽車。不久,我們穿越了一長一短兩條隧道,來到一個美麗的湖邊。長長的湖名開頭叫羅德里格,讓我想起西班牙的古典吉他手和墨西哥的殺手導演。湖的東面便是著名的科帕卡巴納街區,我的一位老同學替我在離開海灘一百來米遠的弗蘭西斯大廈租了一小套公寓。里約的各個街區通常以海灘命名,如佛拉門哥、博塔福古、科帕卡巴納、伊巴奈瑪,等等。一般來說,沿濱海修筑的第一條街成為觀光旅游的地方,與之平行的第二條街為商業街。弗蘭西斯大廈位于這樣兩條大街之間,安頓好行李以后,我迫不及待地循著海浪的聲音走向了海濱。

 

科帕卡巴納海灘

都說里約熱內盧擁有天下最美的海灘,果然名不虛傳:金黃的沙粒,雪白的浪花,和煦的陽光,醉人的暖風,到處可見五彩繽紛的陽傘和游客。里約的沙灘綿延100多公里,在我到過的城市里,惟有南加利福尼亞的圣迭戈可以與之媲美,但圣迭戈卻是一個平原。里約不僅臨海,還有著同樣美麗的大小山頭,科帕卡巴納(Copacabana)之所以能在里約眾多的海灘中獨享其名,正是因為它的一頭連著甜面包山。甜面包山約高400米,由兩個分離的山頭組成,一個似立起的面包,另一個似平放的面包,由于山的表面光滑,好像抹上了糖漿,故而得名。站在沙灘邊的人行道上,遙看東北方向瓜納巴拉灣口的甜面包山,感覺就像到了巴黎,從塞納河邊眺望埃菲爾鐵塔一樣。

大西洋的海浪起伏不定,穿過自行車和滑板車的人流,我赤腳走到沙子里。這是我第一次親近南大西洋,沐浴的人群并沒有想象的那樣擁擠,甚至還留出了一個標準的排球場。回望臨海的大西洋大街,鱗次櫛比的大樓整齊地排列著,往高處看,我見到那座舉世聞名的駝背山,又稱耶穌山。以往在電視里經常看見,那里有飛瀑涌泉,云霧環繞。山頂豎立著耶穌的巨像,他的手臂平伸開來,整個身體形成一個十字架的形狀。從知名度來說,這座塑像大概僅次于紐約哈得遜河畔的自由女神像。而它對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國家的道德意義,也非常明顯。由于地處熱帶,黑白混血占人口總數的比例很高,巴西人的性觀念極為開放,可是天體海灘卻在6年前被禁,理由是“巴西文化還不習慣于公共場合的裸體行為”。

我相信,此刻我正幸運地站在美洲最美麗的一個地方。“黑人身上閃現著一絲棕紅。”這是長篇小說《巴西》開頭的一句話。作者是美國在世的最有威望的小說家約翰·厄普代克,來巴西的幾年前我曾在亞特蘭大郊外見到過他。厄普代克在這部小說里把科帕卡巴納描繪成里約諸多海灘中最平等自由、最擁擠不堪和最不安全的一個,各種色彩與賞心悅目的人體融成一片,放眼望去,沙灘上面好似多出一層具有生命力的表皮。難怪里約贊成裸體的大有人在:“裸體能帶來平等。”這是裸體主義者的哲學。“裸體可以讓人體與自然合二為一”。巴西的裸派人士還聲稱,500年前歐洲人駕船抵達時,當地的印第安人也對他們裸身相迎。另一種贊成裸體的說法是,由于巴西的貧困現象嚴重,人們在裸體時可以消除彼此間的社會地位差別。

 

巴西海灘.jpg

巴西海灘


伊巴奈瑪的女孩

如果你有幸來到里約,如果你不幸錯過狂歡節,那么你至少可以通過科帕卡巴納海灘和大西洋大街找到一點感覺。在這里我遇到一個阿根廷人,他不是球迷而是一個地道的商人。乘著酒興,他和我大談自己的艷史。“若論臉蛋,要數阿根廷女人,而若是論身材,則巴西女人沒得說。”

從科帕卡巴納向西,繞過一個與海灘同名的要塞和公園,就到了另一處著名的海灘——伊巴奈瑪,雖然沒有甜面包山那樣的背景,卻有著同樣質地的沙灘,且離開羅德里格湖不遠。真正令這個海灘出名的是一首叫《伊巴奈瑪的女孩》的歌曲。50多年前,這首后來唱遍世界的歌曲就誕生在伊巴奈瑪街區連接海灘和羅德里格湖的一條街道的酒吧里。這條街的名字當時叫蒙特內格羅,葡語里的意思是黑山,不久便更名為維尼休斯·德·莫拉伊斯大街,莫拉伊斯正是這首歌詞的作者、巴西著名的詩人,也是波莎諾娃時代最富盛名的填詞圣手,而那個掛滿音樂家頭像和曲譜手稿的酒吧也隨之以這支歌的標題命名。

“世上無可比擬的優雅/就是她,那個走過來又走開的女孩/在通向海灘的馬路上,她的步態甜美而多姿/那女孩有著金色的身軀,伊巴奈瑪的太陽賦予的身軀/她婀娜的步態比所有的詩更像詩/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最美的事物。”

這就是《伊巴奈瑪的女孩》的歌詞,那個女孩名叫艾諾伊莎,在她步入中年以后,依然上過一次《花花公子》的封面。艾諾伊莎當年還是個高中生,每天下午放學回家,都要經過蒙特尼格羅大街。一天,酒吧里面坐著兩個靈感枯竭的中年男子——詩人莫拉伊斯和作曲家湯姆·若賓,后者被譽為巴西的音樂教父。他們正為寫作一出音樂劇冥思苦想,正好艾諾伊莎漫不經心地路過酒吧的門口,她的儀表和步態剛好體現了波莎諾娃懶散、性感的情調。

有天晚上,我漫步來到那家里約惟一不播放《伊巴奈瑪的女孩》的酒吧,見到歌詞的曲譜手稿印在墻壁上,兩旁像對聯一樣垂直掛著名人的照片。我在吧臺上遇到一位美國作曲家,他告訴我里約的生活經歷可以豐富他的音樂家履歷。換句話說,他在巴西的滯留就像鍍金一樣,有助于將來事業的發展和增加就業機會。我提起大留士·米約,沒想到他聽了竟然大吃一驚,原來他到巴西快3年了,我竟然是第一個和他談起米約的人,而米約非常看重這片土地。這位馳名世界的法國作曲家年輕時作為法國大使、詩人保羅·克洛代爾的秘書在里約逗留過兩年,回到巴黎以后他寫了一部鋼琴曲集《回憶巴西》。與哥倫比亞以及其他拉美國家一樣,歐洲和北美的音樂、舞蹈(無論是古典的還是現代的)很難在這片土地上傳播、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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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卡納的金杯

來到巴西,來到里約,總得踢一場足球,這就如同到了波爾多總該喝一杯葡萄酒一樣。一天黃昏,我在科帕卡巴納海灘漫步,看到一群十幾歲的小孩在玩球,禁不住誘惑,脫掉鞋子加入其中。退潮以后,平坦細軟的沙灘有100米寬,跑起步來相當舒服,涼鞋充當起了臨時球門。我年輕時是個挺有感覺的前鋒,雖然技術并不出眾,卻經常在夢游時突發靈感,一起玩球的伙伴曾經感慨,如果國足有我那樣的意識就好了。30歲那年,我還在一次大學教工聯賽中奪得金靴。可是,與這些巴西小孩在一起玩時我很少能得到球,他們比那些在歐洲大牌俱樂部里效力的明星們還能捻球。對此我又能說什么呢?或許不久的將來他們中的某一個會像羅馬里奧或羅納爾多一樣有名,這兩位大球星均來自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

一個周末的下午,我坐公車來到城北,那里有一座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場——馬拉卡納。雖然當天沒有比賽,但來自巴西和世界各地的球迷們仍絡繹不絕地前來參觀,門票是3個雷亞爾,大約相當于12元人民幣。在那個橢圓形的球場外面有一片空地,刻著巴西歷代球星的足印,猶如好萊塢中國劇院前的星光大道,從貝利到羅納爾多應有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盧森堡國際足聯會議上,巴西人許諾,如果由他們承辦下一屆世界杯賽,將在里約建一座可容納20萬人的體育場,從而獲準舉辦1950年第四屆世界杯,這也是馬拉卡納足球場的來歷。事實上,由于巴西遠離戰爭的烽火,他們獲得主辦權勢在必得。遺憾的是,那屆世界杯巴西人雖然一路高奏凱歌,卻在決賽中敗給了鄰國烏拉圭。

盡管巴西人從未在馬拉卡納捧得世界杯,但在球場入口大廳有一面金杯紀念墻,金杯是1970年巴西第三次捧得后國際足聯贈予的,墻上刻著為巴西第一次奪得世界杯的全體隊員名單,包括球王貝利,他個人進到第1000個球時用的那個足球也擺放在那里。貝利正是在馬拉卡納完成這個進球的。他揮淚告別了巴西國家隊。貝利的獨特地位表現在他留下的足印上,別的運動員足印旁邊的名字都是印刷體,惟有他的是草書的簽名。不過,還有一位球星在巴西人心目中至高無上,那就是貝利的隊友扎加洛。他曾經作為運動員兩次捧得金杯,作為教練員,他也曾兩次捧杯(其中一次是助理教練)一次獲得亞軍。

現在,我必須談一談那屆令所有巴西人傷心透頂的世界杯。據說在整個二戰期間,金杯一直被國際足聯的一位副主席藏在床底下,準確地說,是在他床底下的一個鞋盒里面,以免落入占領軍之手。那屆世界杯預選賽也出了許多鬧劇,有幾支進入決賽圈的球隊退出了比賽,其中印度人退出的原因是他們未被允許赤腳參賽。最后,只有12支球隊來到巴西。比賽分4個小組,小組的頭名進入了前4名,有意思的是,當時并未引入淘汰制。在最后的單循環賽中,巴西隊以6:1擊敗了西班牙,7:1贏了瑞典,最后一戰他們在馬拉卡納對陣烏拉圭,只要打平即可首次獲得冠軍。結果,他們卻在先下一城的有利形勢下被對手連灌兩球痛失金杯。據說,當天有兩個里約人心臟病發作死亡,原先準備用來慶祝勝利的鞭炮全部扔進了大西洋。

 

狂歡節的故鄉

雖然里約有眾多迷人的風景點,但科帕卡巴納海灘依然是我的最愛。可是,我曾被多次警告,黃昏過后就不能走在臨水的沙灘上,尤其是在退潮的時候,否則有遭搶劫的危險。除了桑巴和足球,里約也以暴力聞名,每年都有逾千市民死于非命,這正是她難以獲得奧運會舉辦權的主要原因。這當然與巴西政府的管治能力有關。法國前總統夏爾·戴高樂有一句名言:巴西不是一個認真的國家。當年他在法巴之間的一場爭端中以此指責巴西,此言一出,巴西舉國嘩然,但其后的幾十年間還是被國際媒體和政客頻頻引用,甚至巴西人自己也不時援引。無獨有偶,雅克·希拉克蟬聯總統后誓言與急劇升級的暴力犯罪決戰時,也脫口而出:“巴黎決不會變成另一個里約熱內盧”,當然又是引得巴西朝野齊聲回擊,幸好說這話的是法國總統,否則必定會引來一場外交糾紛。

美和暴力從來都是成雙出現的。相傳里約熱內盧狂歡節始于19世紀中葉。最初,狂歡節的規模不大,僅限于貴族舉行的一些室內化妝舞會,人們戴上從巴黎購買來的面具,盡情地歡樂。1852年,葡萄牙人阿澤維多指揮的樂隊走上了街頭。隨著節奏明快的樂曲,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也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男女老少都跳起來了,整個城市歡騰起來了。不過那時候狂歡節沒有固定的場所,由于時值盛夏,天氣炎熱,游行活動都在夜間進行。上個世紀80年代,里約州政府斥巨資在市中心修建了800米長的桑巴大道,從此,狂歡節就有了專門的表演場所。如今,每年都吸引幾十萬的外國游客,帶來數億美元的外匯收入。

據說,里約全市現有80多個桑巴舞團或桑巴學校,一個大的桑巴舞團擁有8輛彩車、4000名舞者和鼓手。加上拉丁美洲兄弟國家派來的使團,可以想見狂歡節的盛況,尤其是車頂秀,美女和野獸同場競技,里約的比基尼布塊小得不能再小了。漫天飛舞的彩帶、眼花繚亂的彩車、震耳欲聾的鑼鼓,尤其是勁歌熱舞的辣妹,讓那些只能在電視或電腦里觀看錄像或照片的人們眼饞,有的忍不住當年或次年就飛來里約。每逢狂歡節,桑巴大道兩側搭建起5層高的看臺和包廂,每次能容納8萬名觀眾,門票從2美元到1000美元不等,吸引了從貧民百姓到政界名流在內的各階層人士。巴西人可謂是世界上最無憂無慮的民族,狂歡節所倡導的,正是追求一種自由積極的生活方式。我在博塔福古街頭遇見過一個里約人,他認為巴西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還說把巴西算在第三世界里面實在太過分了。

 

牧羊少年的幻想

早就聽說里約的治安比較混亂,可我始終沒有親身體驗過。我曾試乘過里約惟一的地鐵,盡管其利用率非常低下,以至于站臺上見不到一幅廣告,但也秩序井然。

有一天下午,我和力維從印巴山上坐公交車下來,一路聊得起勁,下車時居然把背包遺忘在座位上了。包內除了數學資料、地圖和雷亞爾以外,還有一部相機(即將拍完的膠卷記錄了麥德林詩歌節)和一本紅色的《拉丁日記》。當我搭乘下一班車趕到終點站,已經不見那輛車和司機的蹤跡,盡管后來我請人用葡萄牙語寫了兩張尋物啟示,分別貼在那路公車的起點和終點,卻沒有任何反饋消息。我的老同學知道后都笑我此舉純屬多余,巴西人從來不會把撿到的東西交還給失主。經過他們的提醒,我才發現,里約的乘客無論男女老幼均把背包或手提包放在自己的膝蓋上。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在旅途中丟失重要物品,尤其是膠片和筆記本令人心痛。從那以后,我寫日記的習慣便沒有了。

里約能夠吸引世界數學家來此聚會,是因為它的風情和美景,與數學無關。美國人斯蒂芬·斯梅爾在里約訪問期間,證明了拓撲學中的廣義龐加萊猜想,從而獲得數學界的最高榮譽——菲爾茨獎。可是,巴西本土尚且沒有產生過一位數學大師,或許是那種與生俱來的享樂精神妨礙了他們向未知事物的深處探究,在文化藝術領域也大體如此。倒是新近入選巴西文學院的作家保羅·科埃略像是一個例外,他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忽然成為世界暢銷書作家。1947年,科埃略出生在里約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在他從事小說創作之前,先后擔任過編劇、導演、記者和歌詞作者。后來科埃略沉迷于研究煉金術,以及魔法、吸血鬼等神秘事物,并作為一名媒皮士周游了世界,從中與東方宗教和一些秘密團體有過接觸。

1982年,科埃略自費印制了一本書《地獄檔案》,未曾引起任何人的注意。3年以后,他才正式出版了處女作《吸血鬼研究實踐手冊》,那時他已經年滿38歲,此書隨后又被他本人以“質量低劣”為由收回。科埃略在而立之年的一次游歷過程中加入了一個神秘的宗教組織,9年以后,他按該組織的要求,沿著中世紀三條朝圣路線之一,歷時三個月,從法國南部穿越比利牛斯山脈,抵達西班牙加利西亞地區孔波斯泰爾的圣地亞哥。他以這次朝圣之旅為素材,于翌年出版了《朝圣卜書》,講述了他自己獲得的種種神妙體驗和啟示,富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這部紀實性的作品在商業上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一年之后,受《一千零一夜》里一個故事的啟發,保羅·科埃略又創作出了寓言故事《煉金術士》(中文版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該書名列暢銷書排行榜達6年之久。到上個世紀末,已經在巴西印行了152版次,成為巴西有史以來銷售量最大的一本書,我本人也在世界各地的航空港看見過。出版商給它貼的標簽是:“能夠徹底改變一個人一生的書籍。”

盡管如此,巴西文學界并沒有一致看好他。印巴有一位數學家告訴我,科埃略在大西洋大街上擁有一套豪華公寓。或許,他曾和我在科帕卡巴納的海灘上擦肩而過。

 

故都佩德羅波利斯

數學家大會結束以后,我在里約又逗留了一個星期,其中一天用來郊游,即到佩德羅波利斯游覽。要了解佩德羅波利斯得先了解作過巴西100多年故都的里約,故都的誕生和巴西的獨立均與那位不可一世的波拿巴將軍有關。1808年,葡萄牙攝政王唐·若昂因為害怕法國軍隊的入侵逃到巴西,幾年后他在那里成立了葡萄牙和巴西聯合王國,并選擇里約作為政府所在地。隨著國內局勢的逐漸平穩,已是國王的若昂返回了葡萄牙。1822年,當葡萄牙議會要讓巴西重新成為殖民地時,巴西人被激怒了,留守里約的攝政王唐·佩德羅乘機宣布巴西獨立并自任國王。盡管后來因擔心人口膨脹而在巴西高原上建立了新都巴西利亞,包括科學院和文學院在內的最高學術機構均設在里約,但她仍是巴西科學、文化的中心和南美最迷人的城市。由于地處南回歸線的里約夏季炎熱,建都不久,巴西王室便在里約北部山中建立了一座夏宮,并以首任國王的名字命名(波利斯的意思是“城市”)。

這一天,我從里約市中心的長途汽車站出發,前往66公里外的山城佩德羅波利斯,票價為六個雷亞爾。此前我坐船渡過了瓜納巴拉灣,到對岸的城市尼泰羅伊轉了一圈,發現那里的物價一點也不便宜,原來是里約白領階層的聚集地。過了馬拉卡納以后,我們就到了里約的城鄉結合部,快速流暢的公路右側是瓜納巴拉灣,左側的一座山頭突然呈現一片破爛不堪的房屋,緊挨在一起直到100多米高的山頂,那是里約眾多的貧民窟之一,據說“外星人”羅納爾多就是在那里長大的。約摸20分鐘以后,汽車開始爬坡,盤山公路變得狹窄,兩輛汽車交會都有困難。雖說佩德羅波利斯是里約人的避暑勝地(就像北京人的承德或北戴河),那里的海拔高度有800多米。

上個世紀50年代,前面提到的美國女詩人伊麗莎白·畢曉普因為屢遭感情生活的挫折,漫無目的地來到巴西,在里約遇上了一位出身望族的知識女性洛卡,兩人雙雙墜入情網。洛卡自幼在歐洲接受教育,她天資聰穎,興趣廣泛,愛好文學、音樂、建筑和視覺藝術。洛卡在大西洋大街有一套公寓,正是在這座公寓里,伊麗莎白得知她的詩合集《北方,南方:一個寒冷的春天》被授予普利策詩歌獎;而在那座公寓的一處陽臺上,她與另一位到訪的美國詩人羅伯特·羅厄爾有過一張著名的合影。可是,盡管我在這條大街上反復詢問,卻沒有探聽到這座公寓。據說,除了里約以外,伊麗莎白和洛卡居留時間最久的便是佩德羅波利斯了,她們在那里有一個伊甸園。那是一處小山頭,栽著梨樹、蘋果樹和蘭花,還有蝸牛、蝴蝶和細小的蜂鳥,甚至有一個瀑布和一座池塘。

一個半小時的顛簸讓我有足夠的時間想象當年伊麗莎白乘坐這趟汽車的情景,那是一種難以言說的經歷。佩德羅波利斯是一座只有20多萬人口的小城,兩條主街相互平行,其中一條建在河邊,沒有摩天大樓,最繁華的去處是那些門面毗連的服裝店。我四處探聽,也找不到伊麗莎白和洛卡的伊甸園,只好來到旅游問訊處。接待我的是一位多次造訪過中國的女士,她告訴我洛卡的房產在城東北方向的小區AMAMBAIA,公共汽車無法抵達,目前房產的主權已轉到一個叫JULEIKA的女人名下,可惜最近她一直不在本地。離開問訊處以后,我手里拿著寫有地址的便條猶豫不決,突然間一場大霧從山頭彌漫下來,十幾米以外不見人影,氣溫驟然下降,果然這里的氣候與里約不大一樣。我在路邊的一條長椅上坐下來,回想起剛才見到過的那些秀麗的山峰。可以想象,50多年前,佩德羅波利斯人煙稀少,空氣之清醒、環境之幽靜,如同一處世外桃源。

 

天國之死

雖說洛卡與酗酒過度的威爾士詩人狄蘭·托馬斯死在曼哈頓的同一家醫院,12年以后,任教哈佛大學的伊麗莎白也在更衣時腦動脈瘤破裂溘然長逝于波士頓的寓所,沒有再為巴西留下更多的傳奇。不過,早在1936年9月,奧地利猶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便踏上了這片土地。當時他只是順便到訪,因為要去布宜諾斯艾利斯參加一次國際筆會,沒想到卻在里約受到國賓般的禮遇。“我住在科帕卡巴納,窗外金色的海灘與蔚藍色的海水相擁吻,歐洲沒有一座海水浴場可以與之媲美。”茨威格在自己行程即將結束時這樣寫道:“今天我終于可以在自己的宮殿里放聲喊叫了。”這次旅行使他了解到自己是巴西最受歡迎的歐洲作家,而他以一部中篇小說《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打動中國讀者的心,則是半個世紀以后的事。

兩年后,茨威格變賣掉薩爾茨堡的房產,坐在離開祖國的火車上。他首先抵達的是倫敦,在那里他匆忙地做出決定,加入了英國籍。不久,茨威格便渡過大西洋來到新世界,在紐約他才發現自己真正熱愛的國度是巴西,他的心早已屬于那片物種繁茂的綠色世界。這種超乎尋常的熱愛甚至帶有某種病態的狂熱,只能理解成一個試圖掙脫塵世的喧囂的追夢者的偏執。等到他重新踏上巴西的土地,已經是1940年了。第二年,一部冠名《巴西:未來之國》的新書出版了。這是一部文學烏托邦,描繪了巴西未來的藍圖。可是不久,茨威格便搬家了,從里約搬到佩德羅波利斯,在山林中找到一處僻靜之地安頓下來。茨威格本可以在這個熱帶的天國安享晚年,但他卻在下一個狂歡節到來之際,把佩德羅波利斯作為結束自己生命的地方,這一直是一個謎。他那年剛滿60歲,而他的妻子兼秘書洛蒂僅有33歲,兩人一起服用了超量的弗羅那。

在茨威格去世60年以后,有關他自殺的故事被搬上了銀幕,片名叫《天國之死》。導演是巴西人塞爾弗·巴克,之所以要拍這部影片,歸因于他在維也納參加的一次宴會。“那里每個人都知道茨威格,可是卻沒有人知道他死在巴西。”事實上,作家最好的作品《象棋的故事》就是在巴西創作的,回憶錄《昨日的世界》也是在那段時間完成的。

(本文作者為數學家、詩人、旅行家,現任浙江大學數學系教授,新近主講國家精品視頻公開課“數學傳奇”10講, 見愛課程網 icours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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